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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党绪:写作教育应补上“表达态度”与“审美趣味”的课
  • 作者:顾连梅中职语文工作室  创建时间:2017-02-21  阅读次数:1364  所在工作室:顾连梅中职语文工作室

写作教学应该引导学生关注现实社会,关注真实的人生,关注具体的生命,因为学生的精神成长与人格发展是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与真实的人生磨砺中完成的。我们不应该将作文搞成凌空蹈虚的道德日号、大而无当的人生讨论、抽象虚无的哲学玄想以及矫揉造作的造势煽情,这些恰恰是我国高考作文命题的一个值得商榷的现象,也是日常写作教学中一个值得警惕的误区。

写作教学还应该引导学生学会自我反思。苏格拉底说,未经省察的人生没有价值,“省察”本身也是建构自我生命价值的基本手段与途径。

 

在写作教学中,一直有人主张“正确性”高于“真实性”。不能不说,我们在多数时候都过高地估计了表达的风险,尤其是真实表达的风险。真实的表达一定意味着社会与道德风险吗?比如,学生在作文中表达了赚大钱住豪宅娶美女的人生愿望,是否就意味着堕落的危险?按照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和主流道德宣传,将人生价值定位于赚大钱住豪宅娶美女的确算不上高尚,但一般来说,赚大钱住豪宅娶美女并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想法。如果教师引导得当得法,创造财富的梦想也一样能够引领学生走向高远的人生境界。既然如此,何必还要遮遮掩掩呢?我相信,坦然地说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会使学生必然走向物欲主义和粗鄙低俗。相反,倘若一个人不能在内心深处认同和服从社会的道德规范,再优美动听的高调也毫无意义。

 

我认为,至少在教学意义上,表达的真实性永远是第一位的,正确性必须在真实性的基础上获得。只有获得了内心的体认、反思与确信,有了内心信念的依凭,真理才具有了精神的价值,而游离在主体精神之外的真理,其价值不过一张纸而已。真实的表达不应该被看作坏事,真实的表达恰恰是一切教育包括写作教学的起点和基础。真实的表达能够培养学生一种坦诚的表达勇气,一种真实的生活态度。而那些游移在表达的真实性与正确性之间的聪明人,何以见得就不会将表达上的机会主义演化为人格上的投机伪饰呢?

 

一、在写作教学中,注重对学生的表达动机、表达态度的引导与教育,培养学生良好的写作习惯和积极的写作态度。

表达是个体与社会保持联系的最基本的方式。从学生的精神成长与人格发展的高度来看待写作教学,就要重视培养学生良好的表达习惯与态度,从写作动机上引导学生建立与社会的正常的、健康的联系与沟通。真实的情感,尊重的态度,平等的日吻,宽容的胸怀,真诚的愿望,独立的意志,这些表达习惯的培养应该受到高度的关注。相反,应该警惕那些不健康的表达方式与习惯,比如虚情假意、无病呻吟、片面偏激、撒谎、骑墙、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夸大其词、上纲上线乃至皮里阳秋等等,它们在道德上是消极的,美学上也并无多大意义。

 

就中学写作教学常见的议论文而言,议论文的功能在于说理,在于表达思想与看法。应该说,真实的、明确的、深刻的思想与分析,是判断一篇议论文好坏的基本标准。但是,在高考中得高分的却往往是那些外在华丽、技巧娴熟的“高蹈派”。下面是一篇题目为“在铭记与忘记的两岸”的高考满分作文的几个片段:

 

……东坡披发仰天大呼“大江东去”,他面临的那些烦心琐事顷刻之间沉入滚滚波涛之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壮阔的滔滔江水让东坡选择忘记,忘记那些失意、悲伤,忘记那些仕途的不得意。陶潜伴着“庄生晓梦迷蝴蝶”中翩翩起舞的蝴蝶在东篱之下悠然采菊。面对南山,渊明选择忘记,忘记那些官场的丑恶,忘记自己遇到的所有不快,这是心灵的选择,这是过河人在“河”的两岸所作出的明智的选择,这更是明智的“摆渡”。

人们在河的左岸停留着,在这之外,同样又有在右岸快乐生活着的人们。

坐在池边亭下泪流满面的独酌的易安居士,用她的文字告诉我她永远铭记着这一生之中所经历的点点滴滴,那是她在“争渡”途中所作出的选择。海子用“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告诉我,“从明天起”他将记住所有的人生之“水”,因为那是他用于“浇灌”他的“花儿”的“玉露”。三毛用她的文字永远地记住了撒哈拉的灵魂。梵高用《向日葵》永远记住了他的“船’……

这些是生命之河两岸的人生,这是忘记与记忆的选择。风吹起花瓣如同阵阵破碎的童年,绝荒的古乐诊释灵魂的落差,躲在梦与记忆的深处,听花与黑夜唱尽梦魔,唱尽繁华,唱断所有记忆的来路,由分明的笑和谁也不知道的不分明的泪来忘记该忘记的不快和琐碎,来铭记该铭记的深刻与永恒……

 

初读这篇文章,不能不被作者炫目的才华所折服:看似清晰的思路与结构、看似优美流畅的语言、广征博引的文化知识。但是,作为一篇以说理为目的的议论文,仔细分析,却发现它是一篇意不在说理的不“讲”理的文章。说理,首先必须有明确的态度和清晰的观点。本文的观点似乎是:在人生路上,我们应该忘记“该忘记”的悲欢之事,铭记“该铭记”的点点滴滴。问题在于:到底什么才是“该忘记”的,什么才是“该铭记”的呢?从逻辑上说,这是本文展开论证的起点,是文章必须首先要界定的两个概念。如果不能界定“该忘记的”和“该铭记的”具体内涵,不能给出一个“铭记”与“忘记”的标准,只是反复强调铭记“该铭记的”,忘记“该忘记的”,这样的同语反复等于什么也没说。

文章使用了大量文化名人的事例。苏轼、陶潜、易安居士、海子,还连带上了三毛与梵高。但是,对于“该铭记的”和“该忘记的”具体内容,文章始终不能给出明确的判断。对于“该忘记的”内容,文章借苏轼、陶潜等例证,算是作了一个比较明确的界定,那就是“失意、悲伤”,“仕途的不得意”,“官场的丑恶”,“自己遇到的所有不快”,总之就是那些不愉快的、不成功的、不顺利的人生经历或者社会的黑暗面。而对于“该铭记的”内容,则自始至终都是闪烁其词,语焉不详,让人琢磨不透。

也许读者会根据思维的惯性作出推理:如果“该忘记的”的是那些负面的内容,“该铭记的”是不是生命中的快乐与成功呢?让人失望的是,文章始终回避这个观点。文章写道:易安居士“永远铭记着这一生之中所经历的点点滴滴,那是她在‘争渡’途中所作出的选择”,永远铭记的是什么呢?是“一生之中所经历的点点滴滴”,那么,这“点点滴滴”是否也包括她的痛苦与烦恼?她“‘争渡’途中所作出的选择”究竟是什么样的选择?如果“该铭记的”包括了她的痛苦与烦恼,就与前面立论的“该忘记的”矛盾;如果说李清照“争渡”途中的选择是快乐的,那么这个快乐又从何说起?至于后面的“水”、“花儿”、“撒哈拉的灵魂”,等等,都是一些缺乏明确内涵的比喻,更难让我们知晓“该铭记的”具体内涵。

因此,文章的论点是含混的,至少是残缺的。一旦论点本身是含混不清的,文章讲述的道理就颇值得怀疑了。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应该是写作的基本态度与追求。回避和忽略了这一点,写作就成了文字游戏。

 

二、在写作教学中,加强写作审美教育,培养学生健康的文风与健康的审美趣味。

古人旱就有“文如其人”的说法,道出了人与文的关系。做人与行文是可以互相影响的,尤其是在成长期的青少年。写作教学应该注意培养学生健康的写作审美情趣,培养他们健康的文风,这样的文风对于他们一生的影响都将是积极的。相反,如果在写作中养成了病态的写作趣味,拿无聊与肉麻当有趣,将给他们的精神成长留下阴影。《在铭记与忘记的两岸》一文,作者的审美趣味显然被时下的作文教育给“异化”了。仅以其语言表达为例。议论文是说理的文体,要求在语词的使用上做到内涵清晰,外延分明,断语准确,判断明确,推断严密,结论中肯。与抒情化的感性语言相比,说理的语言应该更理性化,要求逻辑性。这篇文章的语言看起来很美,却偏离了说理的需要,总体上给人以含混不清的感觉,这恰恰是说理的大忌。前面提及的“争渡途中所作出的选择”、人生之“水”,用于“浇灌”他的“花儿”的“玉露”、撒哈拉的灵魂、“船”等概念,多是些花哨而没有明确内涵的喻词,让人不知所云。尤其是“‘浇灌’他的‘花儿’的‘玉露”’这样的句子,连用两个比喻,“花儿”这个喻体已是难以理解,“玉露”就更加玄乎。还有一些莫名其妙的句子,如“风吹起花瓣如同阵阵破碎的童年,绝荒的古乐诊释灵魂的落差,躲在梦与记忆的深处,听花与黑夜唱尽梦魔……”,纵是费尽心机,也难以理解。

文风是一个时代文化风气的重要方面和内容。一个伟大的时代必然呼唤与之相适应的刚健质朴的文风,正如“汉唐之音”所显示的那样。同时,一个时代的文风也会反过来参与造就这个时代的人格。重视写作的教育价值,必然要求我们重视文风的教育。

 

三、变“被动式写作”为“主动式写作”,在写作中进行创造精神与创新精神的教育。

现在的写作教学多是“被动式”的写作,这样的教学不仅忽略了学生表达自我的动机与欲望,也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写作的创造性质。学生的写作更多的是在完成作业与任务,而不是在按照自己的设想与设计,来创造一件作品。学生普遍没有“作品”的意识,抄袭别人的思想、别人的表达方式、别人的思路。为什么学生的作文总是千人一面、万人一腔?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的写作教学无视学生自我创造的冲动,扼杀了他们创新的欲望。

 

如前文,无论语言多么花枝招展,都掩盖不了表达的苍白无力,因为它表达的内容是肤浅而俗套的。作者提出“忘记该忘记的”,“铭记该铭记的”,作者所理解的“该忘记的”,就是那些不愉快的、不成功的、不顺利的人生经历,以及社会的阴暗丑恶的一面。这个观点经得起推敲吗?其实,人生中应该铭记的不仅仅是真善美,那些假丑恶的东西,那些不愉快的经历,也并不一定都是应该被忘记的没有意义和价值的垃圾。无论是个人,还是人类,都应该记取一些丑恶的、耻辱的历史。忘记历史等于背叛,我们能因为“南京大屠杀”的血腥而忘记它吗?我们能因为“文化大革命”的罪恶而回避它吗?如果我们不去记住这些丑恶和耻辱,我们将面临更多的丑恶和耻辱。即便单从个人生活看,遗忘也不是灵丹妙药。有时候,遗忘确实能给自己带来安慰和超脱,但这样的遗忘是短暂的,是肤浅的,因为遗忘毕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写作是一件复杂的劳动,即使是初级阶段的仿写,也具有强烈的创造因素。一篇文章从无到有,从粗到精,大到思想感情、整体架构,小到一个语词的调配使用、一个标点符号的揣摩,都需要写作者付出心血与智慧。所以,写作的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创造的过程。在写作过程中,要注意对学生的创造意识、创造精神和创造能力的培养。

 

四、在写作教学中,理性思维的训练应该得到足够的重视。

写作不仅能够锤炼思想,磨砺情感,还可以训练思维,提升思维品质。现代教育以培养“全人”为目标,从思维方式的角度看,无论是非理性的思维方式比如灵感思维、联想与想象、直觉思维,还是以逻辑思维为基础的理性思维,都是我们应该关注的。任何一方的偏废,都会使我们的思维方式不健全。

通过写作教学培养学生丰富的联想、想象能力,应该说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识,在实践中也得到了体现,甚至高考也出现了“假如记忆可以移植”这样的只有基于想象与虚构才能展开写作的命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理性思维的训练就该削弱。有论者将学生想象力的缺乏简单地归结为科学知识的过分渗透,或者为逻辑思维训练所致,这种想法是片面的。理性思维与非理性思维是互补的而非简单的此消彼长的关系。理性精神与理性思维的欠缺,与想象力的欠缺一样,同样应该受到我们的关注。因为,儿童社会化的过程,主要是一个理性化的过程:在以市场为主导的现代社会,通行的公共交往原则也是基于理性及理性思维的:通过有组织的教学活动来影响人的思维方式,最能发挥作用的领域也是理性思维。

更值得一提的是,在传统文化中,理性精神与理性思维方式也是相对欠缺的,迷信、偏颇、极端、骑墙、玄想、诡辩、无中生有、强词夺理、不讲证据、混淆背景、不顾逻辑、玩弄事实与数据、简单归纳、随意归因……,这样的行事方式与行文方式司空见惯。因此,理性精神的启蒙与理性思维的普及依然是当代文化建设中不可或缺的内容。

在写作教学中,理性思维的培养应该贯彻在所有的文体写作中,但议论文写作的地位特别重要,议论文写作现状也最能反映当下写作教学中理性精神之缺失。议论文的文体性质决定了理性思维应该是其基本的思维方式。但从目前议论文的写作看,不说理、不讲理、讲理却不在理、说理却不合理的非理性现象很普遍。不妨看看下面这篇以“包容”为题的高考作文的几个片段:

……小的时候,包容是接受幼儿园老师发给的最后一个又酸又小的苹果,是坐在最后一个位子甘愿拿到一张撕破了的试卷。承受物质上的短小与破损。也许是顺其自然,这次受屈下次可能得福;也许是本能的反应,也无所谓,命里有时终会有。

长大了一些,包容是代自己心仪的女生受过,是忍受老师莫须有的“罪名”与错误的批评,是容忍事理的阴差阳错。因为男孩子就应该血气方刚,胸怀大志,青年人就应该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就应该兼济天下。这似乎是生命中必须经历的风雨与坎坷,是成长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老了以后,包容是“不在乎”儿女在外面闯荡而忘却了自己;是理解周围的种种纷争,心绪平衡;是容纳一切兵荒马乱、一切流言蜚语与一切是是非非。这不是看破红尘自甘堕落,而是一种气度,一种气质,一种气节。曾经沦海,曾经辉煌,财富也好,名誉也好,误解也罢,毁谤也罢,都有心胸承载。尽管世事沉重,但有岁月的磨砺,什么都是容得下的。

……

这篇以“包容”为题的作文,讲的是如何包容地对待生活。但因为作者对“包容”缺乏必要的判断与理性的分析,先入为主地将“包容”定义为一种超越具体时空与事件的“美德”,所谓立论,也就成了一大堆人云亦云、大而无当的好话。在文章中,看不到辩证的分析,看不到逻辑的阐释,看不到思想的光芒,也看不到个性的张扬。没有论证,只有结论;没有逻辑,只有无端而武断的说教。

一个儿童“接受”“又酸又小的苹果”,“坐在最后一个位子甘愿拿到一张撕破了的试卷”,这是包容吗?儿童的世界是自我中心的世界,拿到“又酸又小的苹果”和“撕破了的试卷”却心甘情愿,如果这个孩子不是傻子的话,我想其心理一定受到某种压抑。儿童的天性是争强好胜的,只有文明的教化才能让他学会与人共处,学会包容。因此,此段以儿童为例阐述“包容”的价值,是个实实在在的伪命题。还有所谓“顺其自然”,所谓“这次受屈下次可能得福”,所谓“命里有时终会有”,这种毫无道理可言的宿命论,完全是非理性无根据的胡说。

第二段写“包容是代自己心仪的女生受过”,这不是包容,这是为了讨女孩子欢心的小伎俩。至于“忍受老师莫须有的‘罪名’与错误的批评”,既然罪名是“莫须有”,既然批评是错误的,为什么还要忍气吞声?这样的包容有什么积极价值?面对老师尚且如此没有原则,没有是非,没有维护自我尊严与权利的意识,要是真的面对黑暗与邪恶,又该如何?

尤其是关于老年人的“包容”,简直是不可理喻。文章说包容是“容纳一切兵荒马乱、一切流言蜚语与一切是是非非”,我想这样的老人如果不是上帝的话,他一定是个老糊涂,只有“老糊涂”才能达到如此境界。事实上,任何人,只要他是人,他就定会有自己的底线与原则,绝对不可能包容一切,相信该作者也一样。

在这样的写作中,论证成了纯粹的“辩护”,写作不是为了探求真理,而是为了为既定结论寻找有利的证据,加以辩护和辩解。以“细节决定成败”为题,学生可以洋洋洒洒:以“大局决定成败”为题,学生亦可龙飞风舞。到底是什么决定成败呢?写作者似乎完全不用思考和选择,也不用辨析两个命题之间的矛盾。这样的写作是非理性的,这样的写作教学,也就失去了对学生的思想、思维与心理的成长的指导意义。

 

再如在议论文教程中,俗语、谚语、名人名言等等,都算作理论论据,这是不是很荒唐呢?多数谚语、格言是用来励志、警示或者启示的。为了起到励志与警示作用,格言往往单方面强调某些品质与操行的重要性,这本身无可厚非,但却难以上升为“真理”。比如“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有志者,事竟成”,过分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失败乃成功之母”,夸大了失败的价值。还有一些格言、谚语是同特定事件与人物联系在一起的。离开了这个事件与人物,格言、谚语也就失去了其适用范围,再借用它就成了谬误。譬如韩信甘受“胯下之辱”的典故,韩信忍受“胯下之辱”有其特定的具体背景与目的,如果我们不加分析地赞美韩信的这一举动,那么我们又该如何评价“不受嗟来之食”、“士可杀而不可辱”,“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些话呢?

中国文化一向有“祖先崇拜”、“名人崇拜”、“权力崇拜”、“权威崇拜”的因子,但凡名人说的,权威说的,领导说的,首先便具有了某种力量。这不是理性主义,这是蒙昧主义。议论文是说理的文体,怎能使用不讲道理的办法来讲道理?

加强写作教学中的思维训练,提高学生的思维品质,尤其是理性思维的品质,是作文教学义不容辞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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